前排左起为时任《时务报》主笔的梁启超、士人胡惟志、佛学家吴嘉瑞，《仁学》作者谭嗣同；后排左起为时任《时务报》经理的汪康年、两广总督李瀚章之婿孙宝瑄、“浙东三杰”之一维新思想家宋恕。（图片原载《湖南日报》）

每次穿过贞丰古城，我都会刻意路过文昌宫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看看门口那块石碑。其实这石碑上，并没有刻着什么惊天秘密，上面简单得不得了，最显眼的就是五个大字“仁学会旧址”。对于仁学会，不知道的人总会问一句：“什么是仁学会？是干什么的？”但知道的，就懂得“仁学会”这三个字里，承载了太多沉甸甸的贞丰故事。

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清廷官员吴嘉瑞（号雁舟）向好友们一一道别，他将前往贵州贞丰州（今贞丰县）履任新职——白层渡厘金总办。那时的白层渡，是贵州西南部唯一的出海码头，交通地位十分显著，来自省内外源源不断的客商，使得这座偏僻的码头夜夜灯火通明，一度被称为北盘江上的“水上走廊”。从这里，客商们不必人挑马驮，便可以携带大量货品南下两广，同时将来自两广的洋货，转卖到黔中各地。

吴嘉瑞一路风尘仆仆，穿过茶马古道，越过北盘江峡谷，从北到南，领略了平原的繁花似锦，也见识了大山的鬼斧神工。这位忧国忧民的官员思想积极，与时俱进，或许在他心里，谋求改革，培养人才，拯救民族国家于危难才是他毕生的愿望。正因为他的到来，偏远的贵州贞丰州，出现了一个短暂而影响巨大的进步组织——仁学会。历史把这个组织定义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团体。仁学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昙花一现，但是它的美丽终究被人记得。

一

提到仁学会，不得不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。1895年，甲午战争中国战败，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除巨额赔款外，宝岛台湾也被迫割让日本。割地赔款换来的不是和平安定，而是更多的耻辱与欺压。数千年文明支撑起来的骄傲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被贬得一文不值。那一刻，中国的主权被强行剥夺，民族的尊严被严重践踏。各界有识之士纷纷表达了对清廷的不满，也正是那一刻，谭嗣同清醒地认识到，必须对清朝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，才能救亡图存，他杂糅古今，整合中西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“仁学”思想，彻底坚定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的信心和决心。

吴嘉瑞与谭嗣同颇有渊源，早年的时候，谭嗣同入京就结识了吴嘉瑞。二人志同道合，一见如故，从此往来甚密。吴嘉瑞的佛学造诣颇深，谭嗣同受其影响，常向吴嘉瑞请教佛学，并尊吴嘉瑞为佛学第一导师，得赠诗两首。谭嗣同有《金陵听说法诗》序云：“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，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，乃大会于金陵，说甚深微妙之义，得未曾有。”

1897年的春天，谭嗣同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《仁学》，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。对改良派来说，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，但对于腐朽的清政府，这是名副其实的“禁书”。起初，这本书并不轻易外传，只在谭嗣同的几位好友中传阅，其中阅读者之一便是吴嘉瑞。书中的“仁学”思想，得到了亦师亦友的吴嘉瑞的极度推崇。章士钊在《疏黄帝魂》中记载道：“谭以《仁学》示吴，吴录副而去，大有可能。”

1898年，远在贞丰为官的吴嘉瑞不负谭嗣同所望，在贞丰文昌宫内创办“仁学会”，以谭嗣同的《仁学》为指导思想，宣传维新变法。那时的贞丰，风气闭塞、思想落后，大山里的人们，早就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谁能想到，来自“天国”的《仁学》思想会在这穷乡僻壤得到发扬。

仁学会被誉为“创贞丰新学之渐，开盘江风气之先”。它几乎吸纳了贞丰所有的有识青年，有识青年也以加入仁学会，成为吴嘉瑞弟子为荣。“仁学”在当时的贞丰青年眼里，成了一种时尚，仁学会也成为贞丰青年窥探世界的视窗。据《贵州省志》记载，入会者有孟广炯（瑞廷）、胡刚（寿山）、钟振声（子光）、钟振玉（子俊）、傅良弼（佐卿）、詹德煊（麟初）、饶存厚（焕彩）、梁士荃（名卿）、孟广仁（泽民）、姜瑞熊（辑五）、刘楷（希文）、彭显臣、谭子鱼、邓永昶等20余人。他们不仅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，还开阔了眼界，读到了冯桂芬的《校邠庐抗议》、王韬的《弢园文录外编》、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》以及康有为等人的著述。他们听到了从未听到的，看到了从未看到的，他们的一腔热血正渐渐沸腾，他们救亡图存的思想正悄然萌生。

是什么让吴嘉瑞把希望寄托在偏远的贞丰州，以改革者的胆识，抨击清廷时弊，批判封建专制，言人所不敢言？是他对谭嗣同的承诺，更是对一个民族应有的担当。当然，贞丰也没有辜负这位远道而来的导师，正因他们的共同努力，维新思想如同一场春雨，弥漫全城。

春天总是短暂的。1898年9月，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传遍神州大地，《仁学》作者谭嗣同被杀，牺牲前他曾在狱中写下绝命诗，其中最著名的两句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人们耳熟能详。这是何其的悲壮！在他死后，他父亲谭继洵写下一副挽联：“谣风遍万国九州，无非是骂；昭雪在千秋百世，不得而知。”挽联中包含了一位老父亲对丧子的无奈与悲恸。其实悲恸的人不止谭嗣同的父亲，当时远在贞丰为官的吴嘉瑞，得知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也是悲恸万分。吴嘉瑞和谭嗣同一直互为师友，《湖南日报》发表的《仅有的3张存照揭秘谭嗣同最后3年》一文中，详细记录了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吴嘉瑞、胡惟志、汪康年、孙宝瑄、宋恕在上海的“七贤”合影情形，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看，吴嘉瑞和谭嗣同的关系可见一斑。

谭嗣同被杀害不久，吴嘉瑞因在贞丰组织仁学会传播维新变法思想，被清廷撤职查办。冰冷的枷锁并未铐在吴嘉瑞瘦弱的肩上，而是死死的套在“轿杠”上，这也许是大清律给朝廷命官最后的体面。随着摇晃的轿子远去，吴嘉瑞被拿问进省，仁学会的活动也变得飘摇，直到被迫停止。

二

吴嘉瑞被撤职后，继任白层河厘金总办的是原南笼县（今安龙县）坡脚厘金总办张翰。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，张翰也是湖南长沙籍人士，与吴嘉瑞同乡。他们是老交情，更是老朋友，早在张翰任坡脚厘金总办时，他的儿子张百麟就拜吴嘉瑞为师，向吴嘉瑞请教新学，受其思想影响颇深。1903年，张百麟来贞丰探望父亲张翰，无意间结识了仁学会成员孟广炯、钟振声、彭显臣等人。他们同为吴嘉瑞弟子，同怀救国图存之志，因此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

张百麟似乎与贞丰有着不解之缘。早年他的思想受吴嘉瑞和仁学影响，他想去更宽阔的天地发展，几经辗转后，他到贵阳组织创办了贵州自治学社，其社员骨干大多是原仁学会成员。据光绪三十四年《自治学社杂志》第二期刊载的《自治学社第二次入社社员姓名表》统计，该次入社98人，其中24人为贞丰籍，均为吴嘉瑞弟子，原仁学会成员，约占该次入社社员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
张百麟和他创办的贵州自治学社，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叫同盟会贵州分会，是孙中山亲自批准的。贵州自治学社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，在他们的活动中，史料多处用了“南下避难、逃亡海外、被迫逃走”等字眼，但是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，从未选择退缩和妥协，他们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更像是打不死的“小强”。

仁学会成员彭显臣、彭考臣两兄弟，早年与张百麟交厚，二人加入贵州自治学社也较早，他们的任务是往返于贵阳和贞丰之间发展会员，开展革命活动。不知不觉，有着“小贵阳”之称的贞丰，仿佛成了贵州自治学社的另一块根据地。
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贵州自治学社积极响应，发动武装起义，但是满腔热血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次年2月，云南军阀唐继尧联合贵州旧派势力刘显世颠覆贵州革命政权，想方设法迫害自治党人。张百麟为躲避迫害，决定逃往贞丰去寻找贞丰自治学社成员，最终在彭氏兄弟的保护下，从白层进入广西，绕道香港去了上海、南京，成功逃离贵州。在危难时刻，张百麟之所以选择逃往贞丰，是因为他知道，这里有一帮深明大义的自治学社兄弟，一帮志同道合的革命者。

3月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当时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彭考臣被处死。自从张百麟南逃至贞丰，一直留住在彭考臣家，还在他家度过了当年的除夕。谁能想到，这次的年夜饭竟成了他们最后的分别。

时任兴义团防局头领的刘显潜，早就接到了堂兄刘显世追捕张百麟的命令。但追捕到龙场一带，因彭考臣率领军队和贞丰自治学社成员阻击而退兵。刘显潜对彭考臣恨之入骨。后来经过多方打听，终于得知张百麟曾在彭考臣家躲藏，刘显潜二话不说，便以窝藏自治党领袖张百麟的罪名将彭考臣逮捕，即便在严刑拷打下，彭考臣的口里也未吐出半点关于张百麟去向的消息。仅仅第二天，彭考臣的儿子彭祥璠被枪杀。不久之后，彭考臣也被处死。他的一生，如同一首悲壮的诗篇。他死后，遗体安葬在岩子田小山堡上，墓碑上刻有一联“河山不朽骨，兰桂后来人”。1942年，彭考臣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。

三

作为原仁学会成员的钟振声，心情尤为复杂，他生在贞丰，长在贞丰，世代书香之家。他曾是清末贡生，或许他也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，一心求取功名，为国效力，可是清廷的腐朽无能让他一再失望。加之受吴嘉瑞和仁学会影响，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，他与付佐卿等人远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就读，回国后又在贵州省法政学堂任教，后来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，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者之一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，各省纷纷响应。贵州也在自治学社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下宣布独立，成立了“大汉贵州军政府”。然而，“新政”立足未稳，就遭遇了宪政党人与耆老会勾结发动的政变，他们疯狂地屠杀自治党人。钟振声被迫出逃，他一路南下至广西，又辗转赴南京晋见孙中山，加入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。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，同志被害，钟振声被迫再次东渡日本，与黄兴共商国是，力挽颓局。归国后任国民党贵州省党务干事及瓮安、岑巩等县县长。钟振声为官廉洁，后来返回贞丰时两袖清风，从此不问政事，潜心教育事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钟振声满怀激情地书写对联祝贺，充满了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颂扬之情。钟振声著作较多，但多已遗失，今存《沪浙同仇记》和《贵州革命军中之一功臣小史》等文及诗集一部。2020年至2023年，在贞丰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县文联组织收集历代人物诗词作品集，出版《永丰神韵》两部，收录了钟振声等人的大量诗词作品。

仁学会的成员，颇多传奇。今天的贞丰北盘江镇一带，曾有个特殊的地名——“陶安乡”，这个地名是以仁学会成员孔陶安的名字命名的。

孔陶安（1878-1915），贞丰者相人，出身书香门第，其父孔继州曾是“者相八贤”之一。孔陶安自幼受国学熏陶，青年时代又受吴嘉瑞和张百麟的影响，加入仁学会和贵州自治学社，是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忠实追随者。因参加讨袁斗争于民国四年（1915）冬英勇牺牲，成为“辛亥革命”烈士。贞丰县国民政府为纪念他的功绩，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当时的一个乡。当时以贞丰“辛亥革命”烈士名字命名的还有以尹哲卿命名的“哲卿乡”、以陈思敬命名“思敬乡”。孔陶安、尹哲卿、陈思敬三人都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。

1913年，袁世凯的死党广东都督龙济光，曾派他的侄子龙小亭到贞丰招兵，因为龙小亭的岳父是贞丰人，龙济光企图利用他侄儿的地方关系，招募贞丰兵以充实自己的卫队。这次招兵也成为贞丰革命党人打入龙济光内部，实施孙中山先生“倒龙”计划的最佳时机。于是，孔陶安动员百余人组建了“贞丰连”应征赴惠，后来作为龙济光的卫队，蛰伏在龙济光身边。只待广州革命党的“倒龙”起义之战打响，“贞丰连”即里应外合，夺取广州。当时孔陶安任连长，尹哲卿任副连长，陈思敬任司务长，“贞丰连”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与广州起义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也同时秘密担任重要职务。其中，孔陶安担任中华革命军广东卫戍司令。

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1月3日这天，广州起义的消息走漏，龙济光得知孔陶安竟然是起义军的内应，他对“贞丰连”恨之入骨，大开杀戒，孔陶安等数位志士因“泄密事件”，大多英勇殉国。

据《贵州历史档案》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刊载戴志强《辛亥护国期间部份黔籍志士活动档案史料》记载，民国三年四年，贵州籍殉难二十九位志士中，贞丰籍竟多达十七人，孔、尹、陈三人都是其中的一员，而且牺牲得尤为英勇、悲壮。充分说明了贞丰人民在面对国家危难时体现出的革命献身精神，这是值得贞丰人民引以为荣的。

四

从谭嗣同就义，吴嘉瑞撤职，张百麟南逃，再到彭考臣被杀，钟振声出走，以及后来孔陶安等“十七勇士”的牺牲，贵州自治学社和贞丰仁学会，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也逃不过昙花一现、殊途同归的命运。

仁学会这朵新花终究不能适应旧土，终于在各方势力的压迫和摧残下逐步凋零、瓦解，但“仁学”思想却如雨后春笋般在贞丰遍地生长。受仁学会影响的这些青年，从未因为故土偏远而得过且过，从未因为个人渺小而自暴自弃。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给一代又一代的贞丰青年树立了榜样。昙花一现不是落幕，而是新的开始。

受仁学思想的影响，贞丰许多青年看清了形势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愈发强烈，他们纷纷离开贞丰，告别故土，外出学习深造，寻找救亡图存、施展抱负的机会。有的踏上求学之路，到贵州陆军小学、法政学堂攻读。有的走向报馆，以新闻做武器，继续战斗。有的投身政界、军界，努力为国家建立新秩序、谋求新发展出力。也有远渡重洋，到海外留学的。这些青年外出后，接触大千世界，眼界更为开阔，思想更加先进。

留在家乡的仁学会成员，分别用自己的力量兴办教育和实业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、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贞丰先后创办官立高、初两等学堂和官立高、初两等女子学堂，其策划、组织者多是仁学会成员，当时的原仁学会骨干孟广炯被委任为堂长。

孟广炯曾在贵阳武备学堂求学，与来自各地的学子一同受教，共同成长。然而，日籍教员居子心郎常常对他冷嘲热讽，孟广炯心中愤怒的火焰熊熊燃烧，他决定离开贵阳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开启一场改变家乡教育事业的奋斗。在与原仁学会成员钟振玉、谭子鱼、饶焕彩、胡刚等商议后，他们联名说服了州府的徐梅生、学官徐简斋，创办了一所新的学堂——珉州二等学堂。

孟广炯在这所学堂中担任堂长，他带领着团队，凭借着对教育的热爱和执着，不断地推动着珉州二等学堂的发展。学校初建时，资金困难，仁学会原成员谭子鱼慷慨解囊，捐银3200两，修建校舍，购置图书教具，学堂得以巩固。经贵州提学使代请褒扬，谭子鱼得记功两次。除了谭子鱼的捐款，还有另一位仁学会成员孟润芳，她慷慨捐银捐物，献出了自己的住宅，最先创办了贞丰女子学堂。这座学堂成为了贵州开办最早的女子学堂之一，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女性人才。

贞丰女子学堂宣传男女平等，抨击千百年来的“男尊女卑”传统思想，宣传现代自然科学知识，向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，成为启蒙新思潮的代表，被载入贵州教育史册。此外，孟润芳得到贵州提学使奏奖的“仕女之师”匾额一块，成为贞丰女子学堂的一大荣誉。

风雨飘摇的年代，总有遮风挡雨的勇士，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宁，勇敢地挺身而出。当时，在广西一带曾出现大量游匪，经常在黔桂边境杀人越货，黔桂百姓苦不堪言。当局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地方保卫工作只能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各自为政。在这个时候，仁学会原成员孟氏姐弟为了保卫贞丰不受匪患，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，不仅动员高年级男女学生报名入编，还请谭子鱼出任团总，编练民团，布防于贞丰要隘。游匪至贞丰城郊，见贞丰戒备森严，未敢妄动。后来前往贞丰检查的观察员赞叹道：“倘各县学生如贞丰，敢谓雄飞于世界，又何瓜分之惧耶？”孟氏姐弟这个了不起的决定，带动了当地民众踊跃参加民团者达8000余人。

仁学会对贞丰的影响意义重大，不一而足。历史是这样评价仁学会的，“开启了贵州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与革命先河，推动了贵州变革，对贵州辛亥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”

1901年，清政府实行“新政”，仁学会创始人吴嘉瑞获释出狱，先后任都匀、思州知府，并创办思州官立中学堂。1905年，吴嘉瑞赴日本考察学务、工艺、警察、监狱诸政。1907年回国，任大定府知府。1909年，调贵阳任自治学社公立法政学堂监督，旋署铜仁知府，擢升贵东道员，驻古州（今榕江县城）。1911年11月4日，贵州宣布独立，吴嘉瑞在古州“大会文武，慷慨陈词”，即日组织军政分府，吴嘉瑞被推举为副都督。1912年，吴嘉瑞从贵州回到长沙，1917年，担任湖南省民政厅厅长。

近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，也是一部抗争史，无论是在“菜市口”慷慨就义的谭嗣同，还是远在贞丰创办新学的吴嘉瑞，他们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国家危难时救亡图存的不懈努力。仁学会能在偏远的贞丰创办，得益于谭嗣同的《仁学》，更得益于远道而来的吴嘉瑞，这既是一种缘分，也算得上一个奇迹。生在动乱年代的他们，用半生走完了几代人的路，虽然“仁学会”最后以失败告终，但仁学的思想和这段辉煌的历史，对贞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它来时，犹如冬夜炽热的阳光，它去后，化作天边灿烂的晚霞。

作者：潘赞

二审 邓涵予

三审 彭原清